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新局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意义。遵义会议不仅同毛泽东紧密相关，而且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成为毛泽东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梳理资料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有关著述中多次论及遵义会议。那么，毛泽东在哪些文献中曾论及遵义会议，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遵义会议的，这一认识和评价具有怎样的价值，就目前学界有关遵义会议的主要研究成果来看，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尚且不多。由此，本文拟梳理和探讨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基本文献、核心观点及历史价值，以期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毛泽东及遵义会议研究。

一、毛泽东论遵义会议的基本文献

　　通过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等资料的检索及梳理分析，粗略统计毛泽东论及遵义会议的著述有20篇，谈论遵义会议共40次。其中，《毛泽东选集》出现11次，《毛泽东文集》出现29次，《毛泽东书信选集》则为0次。如果再进一步从时间线来看，毛泽东谈论遵义会议在新中国成立前为36次，而新中国成立后只有4次，毛泽东在20篇著述中论及遵义会议最早是在1936年12月，最后一次为1963年9月，具体统计情况详见表1。

　　此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论及遵义会议4次，其中3次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相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讨论过去中央路线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文论及遵义会议2次。

二、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与评价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与评价是他论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多次论述，观点鲜明且具连续性。这些论述或为总结经验，或为开辟新路，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坚持的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精神。

　　（一）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严重错误

　　梳理前述文献可知，毛泽东最早一次谈论遵义会议时就表达了这个重要观点。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两个错误，其中一个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显然，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认识和评价，是从纠正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始的。在毛泽东看来，1934年“左”倾路线，是1927年至1935年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路线中最为严重的一次。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再次论及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遵义会议主要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因此，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主要只解决了军事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左”倾错误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党内一部分同志“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同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为此，“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正体现出遵义会议的伟大成就。

　　对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在不同文本中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错误既有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也有教条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还有主观主义的错误——“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等，既有组织上的错误，也有军事上的错误。虽然毛泽东认为党内“左”倾错误具有多重性，他对于遵义会议纠正党内“左”倾严重错误的看法却一以贯之并多次强调。

　　（二）遵义会议促进了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遵义会议“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团结党和红军，自然是因为建立在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基础之上。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没有直接担任党的负责人，而是推举张闻天担任党的负责人，这无疑是出于团结党内同志的考虑。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要让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张闻天担任负责人，“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同时，考虑到“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遵义会议讨论时适度搁置历史问题，防止会议中心议题转移，实际上避免了党内矛盾的扩大，维护了党内团结。

　　尽管毛泽东在1940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却只说是那时军事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要修改。但这一观点最终因为某些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搁置。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政策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这种过左政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没有提路线错误。这一做法无疑仍是出于维护内部团结的目的。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称，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的内部”。此前，毛泽东称“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这一结果，正是出于维护团结的需要。1972年周恩来的一次讲话印证了这个结论，他提到“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张闻天对此的解释则是，不如此做，“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并将此作为党内斗争的示范。

　　遵义会议促进党内军内团结，也离不开主动维护团结的党内同志。叶永烈曾在采访手记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次小范围谈话，称当时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共三票，一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就说，“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并提议除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会议。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等人支持，博古也表示同意。正如毛泽东所言，“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谈及领导路线问题时，毛泽东即便明确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也特意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因此，遵义会议对待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把犯错误的同志努力争取到正确的路线这边来，同样是出于团结的目的。

　　正是由于多方对党内军内团结的积极维护，遵义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毛泽东更是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总结指出：“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

　　（三）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